生于项城，葬于安阳，袁世凯为何至死也不葬入祖坟

古代的官员到了岁数，就会上书皇帝：乞骸骨。乞求使骸骨能够归葬故里，其实就是告老还乡的意思。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赵充国传》：“充国乞骸骨，赐安车驷马。”

故乡于每个游子，既是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心灵的归宿。

赵充国是陇西人，在长安做官，虽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但少年离家，仕途悠远，老来依旧思念故乡。

此后，乞骸骨归故乡就成为离家游子的夙愿。

近代著名政治家于右任曾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走遍天下，家在故乡。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他的父母亲都埋葬在河南项城，但他自己死前，却早早留下遗愿，死后不葬入祖坟，而是埋在了同为河南，却离家遥远的安阳。

至于归葬安阳，有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这事是袁世凯早就定下的，1911年6月，袁在写给端方的信中写道：“兄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

“牛眠之地”是风水学上的说法，可以理解为风水宝地的意思。

袁世凯自言牛眠之地选好，看似是身体不佳，交代后事，但考虑到时代背景，有一定的欺骗性。

彼时辛亥革命尚未爆发，袁世凯遭到满清贵族、尤其是摄政王载沣的猜忌，大权旁落，隐居安阳，而端方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满人中地位很高，袁世凯在信中故意放话交代后事，借此欺骗世人、迷惑政治对手也说不定。

司马懿在于曹爽争斗中就用过这招，面对前来试探虚实的李胜，司马懿喝粥都从嘴角往下流，自言：年老沉疾，危在旦夕。君屈当并州，并州离胡人很近，好自为之，恐怕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等到“高平陵之变”爆发，司马懿生龙活虎，把个曹爽一家，杀的干干净净。

第二种说法认为，袁世凯与哥哥袁世敦不和，而哥哥又是族长，袁世凯一怒之下，不再归葬故里。

众所周知，袁世凯的母亲刘氏是父亲袁保中的小妾。做为庶子，袁世凯早早被过继给叔叔袁宝庆。但袁世凯命中富贵，早早飞黄腾达。

比起仕途得意的弟弟，袁世凯的二哥，也是袁宝中的嫡子袁世敦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虽官至济南候补知府，但却因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掩败献功，被劾革职。

有说法认为，袁世敦之所以遭到弹劾，是代弟弟受过，袁的政敌抓不到袁世凯的把柄，就拿他哥哥出气。

遭此霉运的袁世敦希望弟弟能拉一把，但袁世凯急于自保，对哥哥的请求视而不见，兄弟就此结下冤仇。

刘氏去世以后，袁世凯希望母亲能归葬袁家祖坟，却被族长袁世敦阻止，他以刘氏是妾室为由，不允许刘氏从正门出殡，也不允许刘氏与袁宝中合葬。

彼时袁世凯虽然已是直隶总督，但在家族内却毫无发言权，只能另外买地安葬母亲，此事也被认为是袁世凯死后不愿意归葬项城的原因。

第三种说法也是源于后人推测。

安阳与袁世凯渊源深厚，安阳洹上村相传是商朝名相伊尹曾经隐居的地方，而安阳也是袁氏远祖袁绍的发迹地，袁世凯从小就知道安阳，任职直隶总督期间，他在安阳一次就买了两百亩地。

1906年北洋阅兵，袁世凯就选在安阳，一时中外记者云集，袁世凯风光无限。

而安阳的洹上靠近直隶边界，交通发达，信息灵通，袁世凯1908年下野后就隐居这里，仿效伊尹，坐等东山再起。

在袁世凯心目中，安阳就是他的故乡。

1916年袁世凯去世，长子袁克定遵循袁世凯“葬吾洹上”的遗愿，派人在安阳勘察吉壤，历经两年，耗资七十万银元，建起了占地近140亩的“袁林”。

据说袁克定要求把陵墓定为“袁陵”，遭到了北洋大臣的反对，徐世昌进言：

“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 袁陵 之名，实为不妥。林与陵谐音，《说文解字》上所载陵与林二字又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这多好啊！”

袁克定听从了徐世昌的建议，弃“袁陵”而称之为“袁林“。

时至今日，“袁林“内的建筑依然保留完整，1952年毛主席视察袁林后，指示要保护起来，作为反面教材，警示后人。

2013年，“袁林”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被安阳市定为国家A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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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真的是被他儿子袁克定坑死的吗

因为袁世凯临终前曾吐出其人生的最后四个字：“他害了我。”因此，有袁世凯是被坑死的说法。

那袁世凯说的这个“他”究竟指的是谁呢？

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外人，筹安会的杨度；一种说是家人，长子袁克定。

其实关于帝制之误，除了“他害了我”，袁世凯生前还有两次说法。一次是取消帝制时的官样说法，在取消帝制的命令中，袁世凯说称帝是因为民意，言下之意，他看到的民意都是支持的，搞帝制完全是出于对民意的尊重。殊不知，他看到的民意大多数都是在他自己的授意下制造出来的，因此，这种将责任推给全体国民的说法明显就是狡辩，毫无听的必要。

不过，袁世凯私下和徐世昌等故交说起称帝原委时还是比较诚恳的，在私下谈话中，他没有把责任推给全体国民，而是说自己是一时昏聩受了奸邪小人的迷惑，这些奸邪小人指的是谁？不言自明，当然是杨度那几个帝制怂恿者。

“他害了我”是袁世凯第三次说法。细思起来其实很意味深长，第一次是全体国民，第二次是几个小人，第三次成了一个人。

有这三次说法再来理解这个“他”似乎就容易多了。如果这个他指的是外人，他大可延续第二次“小人”的说法，而不是一个中性的“他”，更重要的是，第二次的说法很明显袁世凯仍没把话说透，因为奸邪小人的背后还有人，这个人是谁呢？只能是以太子自居的袁克定。

所以说，袁世凯说的“他害了我”就是儿子害了老子的意思。

在当时，这种结论不光是某个人的看法，袁的家人、袁的故交几乎都这么认为，其中徐世昌的说法最有分量也最能揭示玄机——“在项城左右，以新势力尚未养成，不得不勾结张勋、倪嗣冲等极旧派以抵制段、冯，某公子皆主其谋。”

透过徐世昌的这个说法能品出什么味道来？虽然袁克定坑了袁世凯，但袁世凯自己也有份，所以他是怨而又无法怨出口。

而如果认定这个说法，那就会产生一个新问题，袁克定真的能坑死袁世凯吗？

说到这个问题，大家伙一定会拿袁克定弄假顺天时报蒙蔽袁世凯来作答。事实上，假顺天时报只是冰山一角，时人曾有议论，一向老成持重、滴水不漏的袁世凯怎么偏偏在称帝期间那么做作、那么故弄玄虚呢？有人说，那是因为袁克定蒙蔽的结果，老子无形中成了儿子的提线木偶。

更严重的，对袁世凯而言，蒙蔽还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袁克定在袁世凯整个称帝过程中始终可笑地以太子自居。

这太要命了。

一来，不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坚持传贤不传子的一帮人坚决地站在了称帝的对立面。

二来，段祺瑞、冯国璋是绝不能接受袁克定太子一说的，与其说他们反的是袁世凯称帝，不如说他们反的是袁克定将来的继位。

而袁世凯对袁克定这个做派又是什么态度呢？

有个事例最能说明问题。

段祺瑞辞去陆军总长，赴西山养病时，袁克定纠集一帮人在中南海居人堂附近向段祺瑞群起而哄骂：“穷秀才”，“段歪鼻子”。段祺瑞气愤之极，于是向袁世凯面述，袁却只微笑，而不语。

虽然在发现袁克定用假报纸蒙蔽自己的时候，袁世凯抽过袁克定，但对其太子嚣张做派，袁世凯其实是未加制止的，也未能真正警觉到其中的要命处。

所以说，袁克定坑害袁世凯，众多蒙蔽的把戏只是其表，要害是他先于袁世凯做起了太子。

这种嚣张与荒谬才是对袁世凯的致命坑害！

张伯驹曾用一诗论过此事——

跪拜行礼最解颐，不知大事势都移。

东宫储位何尝定，却笑空言太子辞。

袁世凯称帝

这是袁世凯这一生唯一做错的一件事。事实上从袁世凯发迹以来，他为中国做的贡献非常大，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带兵去平定了朝鲜的内乱，维护了大清帝国的尊严，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要求，天津不能驻军，袁世凯把士兵改头换面称作为警察，巧妙的规避了这一条约，使得清政府在天津的统治权得以继续。拒绝了朝廷的旨意，坚决不支持义和团，使得山东没有受到八国联军的攻击，老百姓生活还算稳定。小站练兵训练出来，中国第1支近代化军队，并且凭借着手上的实力，迫使清帝退位，这可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做到的，而没有袁世凯，当时南方的革命党根本无力推翻清帝国。原本袁世凯和孙中山谈妥的条件是实施总统制，但孙中山在失去了总统权力以后出尔反尔，决定要改成议会制，企图架空总统，这造成了袁世凯勃然大怒，决定登基称帝，犯下了人生中最大一个错误，从此万劫不复。

袁世凯年轻时候的有哪些经历

袁世凯作为晚清重臣、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洪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影响了近代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然而，年轻时代的袁世凯也是经历了幼年官绅生活、童年多方积淀、青年戎马历练。直到袁世凯成为朝鲜的“幕府将军”、实际控制朝鲜，也帮助袁世凯捞取了自己“辉煌”的第一桶政治资本。

一、幼年富裕的官绅生活。袁世凯祖上“剿捻”，搭上与李鸿章的关系。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陈州府项城县的仕宦世家。1864年5岁的袁世凯被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嗣子。袁氏家族靠早年开典当铺、置办田产而经济上致富。此外，1853年袁世凯二爷袁甲三在安徽督办团练，随后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剿捻事宜”，立下赫赫战功。袁氏所办团练曾经数次攻陷捻军的会盟地和根据地—安徽雉河集，切断了捻军和太平军的联合，保证了曾、李倾全力剿灭太平军。这也为袁世凯后来成为李鸿章的门生后辈提供了“先天条件”。

幼时的袁世凯胆识过人。 袁世凯五岁时在寨垣上四下眺望捻军杀入，竟然“略无惧色”。见惯了血腥战争的袁世凯，从小胆大妄为，好勇斗狠，且领袖欲极强，五六岁时就在同龄孩童中充大王，一语不和，拔拳相向，死缠狠打，不胜不休，群童避之如蛇蝎，佣人戏称之为“泼少爷”。后来的好事者称赞袁世凯:“胆识坚定，由天赋也。”

二、童年多方积淀。（一）受到云贵总督张亮基赏识。1866年，7岁的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到济南。袁对读书不感兴趣，整日游山玩水，打架斗殴。他喜欢练拳习武，1869年，10岁的袁世凯又随嗣父袁保庆到南京，云贵总督张亮基见袁世凯言行机灵，认为是个“可造之才”，把袁世凯带到扬州，让袁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二）寄居北京族叔家中，迅速成才。1874年至1976年，15岁至17岁的袁世凯在北京，住任户部左侍郎的胞叔袁保恒家读书。

袁保恒对之严加管束，并聘请三位名师教授袁世凯等人。袁世凯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足三个时辰，音韵词章大有长进。袁世凯两个胞叔袁保恒和袁保龄(在京任内阁中书)同属李鸿章淮系洋务派，常在家中与同僚议论“练兵求强”之洋务。十六七岁的袁世凯耳濡目染，受“练兵求强”洋务思想的影响，“留心时事”，“好读兵书”，常就练兵以“安内攘外”，与两位胞叔等论说不己。袁保恒等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袁保龄也曾感慨地说:“嗣武有人，也可略慰。”

三、继承丰富家业、散财聚人心。 1878年，袁氏家族分家，19岁的袁世凯获得一份相当可观的家产，住在分给自己的二爷袁甲三在陈州购置的大宅院中，成了一家之主。袁世凯自立门庭，他发起成立“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任盟主，广邀当地文人士子，“捐资供给食用”，“寒士多依为生”。很快，袁世凯以“慷慨好施”“以善为乐”，名闻远近。1879年秋，袁世凯再次参加乡试，不料再次落榜。同社的士子却有两人考中。袁世凯一怒之下，将自己所作诗文和家藏典籍付之一炬，决心投笔从戎。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龋凝久困笔砚者，自误光阴耶。 1881年5月，22岁的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嗣父袁保庆结拜兄弟、督办山东海防的淮军统领吴长庆而去。

四、投身吴长庆军中，崭露头角。1881年10月，袁世凯投奔到山东登州吴长庆部。时吴长庆部己人满为患，但碍于结拜兄弟后代的情而，吴给资遣散袁世凯随从，留下袁世凯一人，月供10两银子作为零用钱，让袁世凯拜学识渊博的幕僚张睿为师，学习词章之学。袁世凯大失所望，张謇见袁虽年纪尚浅，但颇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于是向吴举荐。吴长庆随即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辅佐自己办理军政事务，兼带稽查队，纠查违法违纪案件。22岁的袁世凯上任不久即显示出极强的办事能力和负责精神。袁世凯还时常与吴、张等,除慨激昂地做忧国忧时之宏观大论。吴、张等均觉袁对中外情势分析甚为精辟，而袁任职营务处帮办，又见其做事“井井有条，似颇干练”，均认为袁世凯“有宏志，才堪大用”。

五、随军进驻朝鲜，决断平乱、始获威名。1882年7月，时为清朝藩属国的朝鲜发生内乱(壬午之乱)，久己凯觑朝鲜的日本，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由，调集兵力，准备入朝。清廷指令吴长庆带所部六营官兵火速先于日军入朝，平定兵变，以阻止日本乘机侵朝。袁世凯先是协助吴长庆做好入朝准备工作，使得庆军得以准时开拔。随后和作为先头部队的庆军第一营一起，向朝鲜出发。8月22日，因第一营管带不服将令，袁世凯被任命代理其职务。袁世凯钧令严命，积极配合吴长庆大军平叛。帮助吴长庆将朝鲜大院君李罡挟持至军舰。由此获得朝鲜国王和吴长庆的一致好评。吴长庆特地向李鸿章举荐袁，袁被破格提拔，由从七品一跃而为正五品，并赏戴花翎。

1884年4月，李鸿章指令袁世凯留驻朝鲜，会办朝鲜防务，兼带一营庆军。如此，袁世凯与记名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统带三营庆军，与清驻朝通商大臣陈树棠，共同掌控朝鲜局势，遏制日本向朝鲜扩张。朝鲜“开化党”在日本人暗中扶持下，趁机逼走闵妃、控制国王李悉。袁世凯果断派兵攻打王宫，解救国王。国王李熙获救，下诏重组政府，阂妃也随后返宫，亲华派重掌国政。袁世凯率领一营庆军驻扎王宫，名为保护，实则控制。袁世凯住在偏殿楼下，与李熙居室只有一墙之隔，对李熙进行直接控制。一日之间，形势逆转，中方大胜，掌控全局。李鸿章曾称赞袁世凯“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厥功甚伟”。后朝鲜国王奏请要袁世凯留任朝鲜。

1885年10月30日，李鸿章免掉陈树棠，任命袁世凯为清“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大臣。李鸿章为“隆其位望，优以事权”，“使其稍有威风，藉资坐镇”，特给袁世凯加三品衔，同时密函朝鲜国王李熙，有关内政外交事宜，都应随时与袁世凯商量。于是袁世凯成为朝鲜实际上的掌控者，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抵制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在朝鲜的举动赢得了清朝内外的极大关注。

参考文献:

1、白云涛：《早年袁世凯述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2期；

2、管书合：《袁世凯对日外交述论》，《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

3、罗继祖：《袁世凯的早年》，《史学集刊》，1987年，第3期；

朱言论史问答团队·赵士见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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