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康家庭背景

康斯坦特·华尔康，希腊冒险家。十七世纪下半叶活跃于暹罗(泰国)。

生于希腊克法利亚岛的一个旅馆老板家庭。原名康斯坦丁·希厄拉奇

。十二岁离家外出，受雇于一艘英国商船。1670年到达印度，航行于东方航线。通晓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也会暹罗语和马来语。1670－1678年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曾与暹罗国王纳雷相识，一度担任国王私人顾问、宫廷翻译和对外贸易总监，对暹罗外交政策有颇大影响。1682年脱离东印度公司，转而支持法国传教士在暹罗活动。1685年起与塔夏德神父共谋，向法王路易十四献计使暹罗改宗天主教，并要求派遣军队予以实现计划，但密谋败泄未成。1688年6月纳雷国王病重之际，被摄政逮捕处死。

什么是金瓶掣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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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瓶掣签的由来

佛教自公元7 世纪从中原和印度传到吐蕃，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民间宗教苯教的斗争和相互融合吸收，逐渐形成和发展为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他流派的特有的传承。

这种传承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政教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协调起来，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活佛转世制度相沿既久，到清朝康雍乾时期已流弊丛生，需要由朝廷制定颁布相应的法规加以整饬。金瓶掣签制度，则是乾隆皇帝为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我们知道，西藏自形成活佛转世制度以来，到乾隆年间已有500 多年的历史，并且已形成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体制，可是乾隆为什么会在1792 年要实行这一改革呢? 此事还得从沙玛尔巴活佛叛国一案说起。

1、沙玛尔巴活佛叛国案

早在1788年，居住在西藏日喀则聂拉木边境南端的廓尔喀人就开始侵扰西藏边境。1788 年以后，一个自称为是廓尔喀国的国王拉特纳巴都尔，派兵 2000 余人突然侵入西藏，他的理由是聂拉木边境的西藏税务官增加了对廓尔喀商人的税收数目。很快这支来自喜马拉雅南麓的异族人攻占了济咙、聂拉木等三个宗，并围困胁噶宗。

八世达赖降白嘉措和驻藏大臣庆麟向乾隆皇帝上奏告急，很快一支由 3000 人组成的满汉部队踏着高原的冰雪到达了拉萨。

然而这支远道而来的清军队伍的首领理藩院侍郎巴忠却没有再命令他的军队西进，而是只派噶伦丹津班珠尔前往聂拉木议和，秘密答应每年由西藏赔偿廓尔喀人元宝 300 锭，合银两 9600 两，并私下给了对方一张字据，廓尔喀人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他们占领的土地。尽管八世达赖和噶厦政府都不同意这样做，但巴忠和他的另外两名军官却为了将就了事，贪功邀赏，向乾隆报告说已将失地收复，准备凯旋。

一年以后，廓尔喀人拿着那张字据讨取赔偿来了。达赖和噶厦地方政府无意支付。1791 年7 月，廓尔喀人重新占领了聂拉木和济咙宗，抓走了噶伦丹津班珠尔，并一直打到日喀则和扎什伦布寺。要不是驻藏大臣保泰在慌忙之中提前把七世班禅移到拉萨，这场灾难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时八世达赖的弟弟正好在北京，经军机大臣询问，才将巴忠等人调停贿和的情况告诉了乾隆皇帝。此时巴忠随皇帝正在避暑山庄承德。听到这个消息，畏罪跳湖自杀。巴忠虽然死了，但促使这次廓尔喀入侵西藏的真正帮凶却是噶举派噶玛巴第十世红帽法王沙玛尔巴。据藏文史料记载, 六世班禅有弟兄三人，一个是当时扎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仲巴呼图克图（活佛)，掌管扎什伦布寺的政教大权。而另一个就是沙玛尔巴，法名确珠嘉措。

1777 年，六世班禅由西藏到达青海，第二年又由内蒙古到达热河承德避暑山庄，为乾隆帝 70 大寿祝寿，沿途获得蒙藏僧俗群众供奉的金银财宝和牛羊马匹不可胜数。当六世班禅在北京圆寂后，这些财产都由仲巴活佛运回西藏，除将一部分牛羊马匹交给扎什伦布寺外，其他珍宝全部占为己有。沙玛尔巴因属不同教派，没有得到分文。为此十分愤怒，遂萌发了投靠廓尔喀人的念头。

1784 年，沙玛尔巴到达加德满都后，将西藏防务空虚，扎什伦布寺财富甚多等情况告诉了廓尔喀王，竭力怂恿他出兵西藏，抢夺扎什伦布寺财宝。

1791 年，廓尔喀人直扑扎什伦布寺时，事先仲巴活佛已得到消息，携带贵重之物弃寺逃之夭夭。这时七世班禅也已移驻拉萨，全寺无首人心惶惶，只好降神占卜，卜曰：十日不可与贼拒战。于是寺僧四散。

这时驻藏大臣保泰和雅满泰在惊慌中竟奏乾隆帝要将达赖和班禅移到泰宁。清高宗见两位驻藏大臣竟是无能之辈，如此心慌胆落，一怒之下，将他们革职。1792 年，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兵 17000 余名收复了所有的失地，廓尔喀人投降，沙玛尔巴服毒自杀。战争结束后，遵照乾隆皇帝的命令查抄了沙玛尔巴主持的寺院并不准其转世。

2、乾隆初创金瓶掣签制度

就在这一年，福康安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与达赖和班禅两方面的重要僧俗官员，共同研究，议定了《二十九条钦定章程》，并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就在这个章程的第一条中，乾隆帝提出了金瓶掣签认定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之转世灵童的制度：

关于寻找活佛和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须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确认，假如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

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法，并进行供养。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乾隆皇帝当时之所以要这样做，其原因主要是看到六世班禅、扎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仲巴呼图克图、噶举派噶玛巴第十世红帽活佛沙玛尔巴都出自一家, 而且都是通过“降神问卜”寻访认定的，其中必有串通作弊的事情，所以才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

乾隆皇帝的想法很清楚，拉穆降神一不可信，二易被人操纵，必须改革。但他并不是急于行事，而是先礼后兵，让福康安亲自面试拉穆护法神的法力，然后再视其结果具体处理，从这些方面看，乾隆帝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西藏自佛教传入以后，到乾隆帝执政时，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而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产生于这块独特的佛教文化土壤，并且经过 500 多年发展，已经系统化、固定化和理论化，人们基于自己的信仰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护法神和活佛转世制度本身。

现在一下要完全冲破这个传统是不现实的，再说乾隆帝也没有亲眼见过拉穆护法的降神，真伪如何他也把握不准，只能根据福康安进行面试再酌情沿袭旧制或实行金瓶掣签。基于福康安面试的结果以及拉穆吹忠四大护法存在假托神话、弄虚作假的实际情况，乾隆皇帝在谕示中明确指示，今后指定转世灵童，不准拉穆吹忠等人插手，完全由金瓶掣签最后决定。

于是，他决定制造两个金瓶，一个放置在北京雍和宫，供蒙古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使用，另一个放在拉萨的大昭寺，供西藏及青海、西康等地认定转世灵童时使用。

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9 月，乾隆帝特派御前侍卫惠伦等人把金奔巴瓶送往拉萨。据福康安的奏折看，御前侍卫惠伦、乾清门侍卫阿尔塔锡等，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 11 月 20日护送金奔巴瓶到达拉萨，福康安率领清官及济隆呼图克图、各寺的活佛和大喇嘛、噶伦等前往迎接，这一天，八世达赖降白嘉措为感谢乾隆帝的圣恩，也提前离开布达拉宫，在大昭寺恭候。

当迎接金瓶的队伍来到大昭寺后，达赖特派喇嘛等执香花幡幢在前引路，福康安与惠伦等恭送金奔巴瓶在大昭寺佛楼上的宗喀巴佛像前，敬谨供奉，随后，达赖率领僧众顶礼赞颂，极为虔诚严肃。

由于“金瓶掣签”的制度得到了像八世达赖等西藏广大僧俗的拥护和支持，很快就开始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及蒙古地区实行。但是，从灵童转世方向的确认，到观看圣湖显影等方面，护法神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执行“金瓶掣签”制度过程中还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金瓶掣签”制度毕竟成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尽管西藏历史上，也有一些达赖或者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是免予掣签的。但免与不免的决定权，仍在清朝中央，仍在清朝皇帝，到了民国时期，也依然如此，决定权仍在中央政府。

二、第一个用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

西藏历史上，第一个被免予金瓶掣签的是九世达赖；第一个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是十世达赖。

1804 年8月18日，曾亲自在大昭寺迎接金奔巴瓶的八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圆寂，而他的转世灵童也将首次用金瓶来决定。但是，七世班禅、摄政济隆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全体噶伦等领衔，请驻藏大臣玉宁写了一道奏折转呈嘉庆皇帝。内容是邓柯灵童，确系第八世达赖的转世，请求免予“金瓶掣签”。驻藏大臣也向嘉庆帝奏称，经过种种核验，实系第八世达赖复出无疑，请求“俯允所请，免其入瓶掣定”。嘉庆帝批准了这一请求。但是，为了不让西藏和其他藏区以此为例，事后，他又下了一道谕旨说：

从前指称呼毕勒罕出世，率多牵强附会，或仅小著灵验，不足凭信。仰蒙高宗纯皇帝特赏金奔巴瓶，饬令书名封贮，诵经签掣，以防弊混。今达赖甫逾二岁，异常聪慧，早悟前生，似此信而有证，洵为从来所未有。设当高宗纯皇帝时，亦必立沛恩施，无须复令贮瓶签掣。但此系仅见之事，且征验确凿，毫无疑义，嗣后自应仍照旧章，不得援以为例。

嘉庆帝的意思很清楚，金瓶掣签是先帝所立，这个规章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各地都如法炮制，请示免予掣签，这项重大的活佛制度改革就会遇到困难。果然，九世达赖圆寂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

1815 年2月11日，年仅11 岁的九世达赖隆朵嘉措突然在布达拉宫暴亡。嘉庆帝下令一面寻访转世灵童，一面由掌办商上事务的第穆呼图克图任摄政。对九世达赖的去世，嘉庆感到非常意外和懊悔。当时因为驻藏大臣奏称九世达赖经过种种“征验”,确为第八世达赖“转世”，嘉庆帝才免予掣签的，可是“如果所称征验，俱属确实，自应长久住世，宣扬黄教，何以不能永年?可见前次玉宁所奏，多有不实，朕一时轻信，至今犹以为悔”。

由于西藏在十世达赖转世的问题上又请“免予掣签”，嘉庆帝立刻谕示驻藏大臣玉宁、珂实克二人“不先加驳回，实属错误,均著传旨申饬”。指示十世达赖转世灵童的认定必须经过“金瓶掣签”的手续，才能认定。

据藏文史料记载，噶厦和三大寺的代表在今天的四川藏区找到了三个“灵童”。这时嘉庆皇帝已经去世，道光皇帝继位。这位皇帝比起嘉庆帝来，更加坚定地执行了乾隆皇帝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

1822 年1月15日，根据道光皇帝的命令，七世班禅专程从扎什伦布寺赶到拉萨主持十世达赖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掣签仪式在布达拉宫的皇帝牌位前举行。此前，三名“灵童”都住在聂塘寺，驻藏大臣文干和帮办大臣保昌与七世班禅共同决定，由摄政、七世班禅、驻藏大臣等亲赴聂塘寺，将三名“灵童”带到布达拉宫。掣签仪式由驻藏大臣文干和帮办大臣保昌亲自主持。

结果抽出西康理塘生的小孩为十世达赖，他就是西藏第一位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的达赖楚臣嘉措。此外，经金瓶掣签认定的还有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

三、金瓶掣签仪式是怎样进行的？

一般情况下，驻藏大臣、帮办大臣、达赖或班禅、摄政等进门后，先要按职位或者是传统的习惯依次入座，随后是近侍献清茶和酥油茶。当这项传统的礼节结束后，开始当众核对入掣象牙签上用满文、蒙文和藏文写的“灵童”的名字、生年，然后送给达赖或班禅复看后，又让每位“灵童”的家人跪看牙签的名字、年岁有无错误。

当一切都准确无误后，用黄纸包好，供在瓶前。这时，喇嘛们开始念经，等诵经仪式结束后，帮办大臣来到金瓶前，跪下叩首三次，然后，用双手将牙签举过头顶放入金瓶内，再用手旋转两圈，盖好金瓶盖，起立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

这时，喇嘛们又开始念经。念经仪式结束后，驻藏大臣走到金瓶前，也跪下叩首三次，然后跪着打开金瓶盖，用手旋转多次，掣出象牙签一支。此时在左边侍立的帮办大臣，打开黄纸，当众宣看。被认定为转世灵童的家庭人员在跪听掣签结果后，一般还要观看象牙签，然后再送给达赖或班禅审看，再将签供在金瓶前。剩下的没有掣中的象牙签此时也要从瓶中抽出，给在座的官员和高僧观看，最后这些“灵童”的家庭成员也要被召进观看，除去疑义，并用纸擦去。金瓶掣签仪式就此全部结束。

综上所述，自乾隆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 100 多年中，除九世和十三世达赖是作为特例免予掣签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和八世、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都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

据清理藩院秘档，到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 年)，据不完全统计，仅西藏地区就有 39 位主要活佛转世系统（含达赖、班禅系统）的灵童举行过金瓶掣签。这些灵童涉及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等。

确定达赖、班禅转世呼毕勒罕的金瓶掣签的程序和仪式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

1. 在清朝皇帝任命的摄政活佛或总管扎什伦布寺事务的扎萨克喇嘛主持寻访灵童后，由摄政召集僧俗官员会议，确定三名（或两名、四名）呼毕勒罕候选人，将详细情形向驻藏大臣禀报，请示转奏皇帝批准举行金瓶掣签。

2. 在皇帝御批同意后，将确定的呼毕勒罕候选人及其亲属和师傅等接到拉萨，并经驻藏大臣和摄政、各大呼图克图看验,认为确有灵异后，方能举行掣签。

3. 在掣签前将金本巴瓶从大昭寺迎到布达拉宫供有乾隆皇帝的僧装画像（圣容）和皇帝万岁牌位的萨松南杰殿，由大呼图克图率三大寺及布达拉宫南杰扎仓僧众（确定班禅转世呼毕勒罕时还有扎什伦布寺僧人）诵经祈祷七天或九天。

4. 掣签之日，驻藏大臣和各大呼图克图、僧俗官员集会，用满文和藏文书写名签，核对无误后，由一名驻藏大臣封签（用黄纸包裹），放入金瓶中。

5.由在场的呼图克图及高僧等诵咒祈祷，由另一名驻藏大臣摇动金瓶，然后掣出一签，当众宣读掣中者名字，并交给在场藏汉官员传阅，然后还要取出未掣中的名签传阅，以示书写掣出的名签真实无欺。掣签后即派人去呼毕勒罕住处报信祝贺。

6. 掣签的情形和结果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得到皇帝批准后，向呼毕勒罕宣读圣旨，才算完成金瓶掣签的全部程序。

7. 在皇帝批准和派大员主持下举行坐床典礼（达赖在布达拉宫、班禅额尔德尼在扎什伦布寺)，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继位事务才最后结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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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历史上最后的王朝阮朝，是在法国人的帮

阮朝并不全是法国人帮助下建立，只能说法国人的作用相对大一些。

阮朝的建立者是越南历史上广南阮主的后裔阮福映，他以恢复阮主旧江山为民反抗当时即将统一越南的西山阮朝。当时阮福映依靠旧阮旧臣和联络暹罗对抗西山军，但是最终两起两落。之后阮福映为求复国，便与法国人百多禄合作。

百多禄（1741-1799）是传教士。1767年到越南河仙镇传教，1770年到印度本地治里，1775年回越南南部认识了阮福映，为之出谋划策。1787年，与阮福映幼子阮福景赴巴黎求援（阮朝官修史书《大南实录》中载为“护皇长子景如大西”。），并以越南使者身份代表阮福映与法王路易十六的代表签订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内容包括法人能在越南自由贸易，及阮氏割让安港口和昆仑岛给法。后因法国大革命爆发，条约无效，遂与阮福景东归，到印度劝说法国驻本地治里总督康韦伯爵“援越”，但不获接纳。

当时由于百多禄答应阮福映帮助他复国，于是在得不到法国官方帮助的情况下策划组织一支法国人组成的“志愿军”，他在法属印度本地治理自行招募人众，购置船只和枪械弹药，携来越南援助阮福映。阮福映当时让这些法国志愿军改造越军和各地攻防战事，这一改造使得阮军势力日益强大，在军事上逐渐占优。于是，阮福映逐步消灭西山阮氏势力，重新统一全越南建立阮朝。

在阮朝的立国道路上，法国人的确实付出很多。不过，由于当时越南西山朝分裂，阮福映卷土重来受到越南士绅支持，最终才能推翻西山朝建立阮朝。

法国人阮文胜像

阮朝建立后，对于曾为阮朝建立出力的法国，故嘉隆皇帝极看重之，非如其它“藩属”，而平等相待，位仅次中国。而当年参与开国事业的法人中仍有数位留在阮廷中帮助阮福映建立越南阮朝这个新王朝。

按法国人技术建立的越南阮朝的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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