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四川垫江县一队特务来到了县城墙角下一户农民家门口，为首的特务敲了敲门喊道，“请问是盛国玉家吗？”
不多时，门吱嘎一声打开了，还没等人说话，几名特务鱼跃进入了房间，大声喊道“快说！盛国玉在哪？”
开门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人，脸庞清秀、举止端庄，此时镇定自若地说道“我就是，怎么了？”
特务重新打量了一遍眼前这个女子，问道“你参加过共产党活动吗？”盛国玉有些无奈地说“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活动，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妇女”。
特务们不相信盛国玉说的话，将她绑了起来带到了县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审讯“你是做什么的？参加过哪些共产党活动？”
看到意志坚定的盛国玉始终不肯服软，特务们动用起了私刑。可是无论怎么逼问，盛国玉都一口咬定自己从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审讯进行了八九天的时间，却没有得到特务想要的结果。
为什么特务们认定了这个20岁的女人就是共产党员，她究竟又进行了哪些活动？将会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呢？
盛国玉1926年出生于垫江县沙河乡，17岁那年，盛国玉从垫江简易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很顺利地就在一所学校中教起了中文，原本盛国玉很高兴可以教书育人，可不幸的是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学校很快安排了其他有权势的人顶替了盛国玉的位置，盛国玉无奈之下只能回家务农。
随着盛国玉年龄逐渐地增长，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当时家里的亲戚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正在重庆念书的余梓成。两人经过简单地接触之后都觉得合适，盛国玉的父亲对这个年轻人更加满意，主动要求女儿嫁给他。
可是盛国玉的父亲没有等到女儿出嫁的那天就因病去世了，父亲的遗愿就是让女儿找一个好人家嫁出去，盛国玉也因此愿意同老实本分的余梓成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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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于1947年8月成婚，婚后，余梓成对盛国玉十分的体贴，每天工作结束后都会帮她务农，吃完饭两人还会聊一些当天的工作以及思想变化情况。
时间久了，盛国玉却总感觉和余梓成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余梓成总是偷偷摸摸地从事一些不想让盛国玉知道的工作，几个月后，余梓成慢慢向盛国玉打开了心扉，他告诉盛国玉“我其实是一名地下党员，有着自己的信仰，我想要保护你，当然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也希望引导你走上革命的道路”。
虽然盛国玉对共产党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十分理解？但是自己爱着丈夫余梓成，既然他认定的事业，肯定是有前途的，随后在余梓成的引荐下，盛国玉认识了不少的地下党员，开始逐渐向党组织靠拢。
1948年10月，特务逮捕了一名地下党员，在他未销毁的笔记本上，特务们发现了三个名字，分别是垫江女中教师傅伯雍、陈鼎华和盛国玉。正是凭借这三个名字，特务们分别抓捕了三人，认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统一集中到了渣滓洞监狱里。
在重庆卫戍司令部门口，见到了一位皮肤白净、齐肩短发的女青年，盛国玉心想“这个女人应该不一般”，谁知这个女人对盛国玉十分亲近不仅给盛国玉梳头发，还亲切地询问她的年龄，姓名，住址，盛玉国没有回答，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复她的问题，女人知道盛国玉的担心，说道“我们是一样的人，被关在这里，只不过我比你们特殊一点，我的伯父是重庆市市长杨森，他想让我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但是被我拒绝了，特务们惧怕我，所以对我的关押会放松一些，但是我没法离开卫戍司令部，却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活动”。
杨森在当时是重庆市的市长，也是国民党中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几名共产党员听到这样的介绍有些不寒而栗，而这个女人却毫不在意笑道“我不是什么杨家大小姐，你就叫我杨汉秀吧”。
两人随后被押到了渣滓洞看守所，杨汉秀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人，盛国玉无法判断，她被折磨了十几天，身体又累又饿又乏，想找口水喝、找点东西吃，就在这时，杨汉秀送来了不少好吃的东西，对大家说“大家赶快吃点吧，只有吃饱了才能继续工作”。
众人听完狼吞虎咽了起来，杨汉秀十分的高兴“这才像革命同志嘛”。在期间，盛国玉和杨汉秀关系越走越近，杨汉秀在生活中给予关押者很大的帮助。盛国玉也得知杨汉秀其实是受周恩来委派到重庆做杨森的统战工作，但工作没有做通，杨汉秀就想自己参加游击队闹革命，私自购买了枪支弹药粮草进行支持，后来这个情况被特务们发现，于是把她关押了起来。
正是因为这些特殊的情况，让盛国玉对杨汉秀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杨汉秀的待遇很好，甚至有时会叫特务帮自己到附近的餐馆买几个小菜招待盛国玉等人，盛国玉当时很不理解，问“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看你也花了不少的钱”。
杨汉秀说道“我家里还是有点钱的，我爸叫杨懋修，他也在杨森那里做官，钱嘛不用愁，我家里还有几千亩地，几条街道，大家走到一块儿不容易，我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我给大家送行了”。
盛国玉在渣滓洞看守所被关押在女牢二室，那里穿的囚服胸前胸后都画着个大叉叉，难友们叫它“叉叉服”。这里关押了20多位女囚，除了杨汉秀跟自己关系不错外，最亲密的当属江姐江竹筠。
盛国玉和江姐当时住上下铺，上铺是江姐，下铺是盛国玉，盛国玉第一次见到江姐时被吓得不轻，当时江姐浑身是血，双手食指被竹签儿扎的已经无法动弹，每次要上床时，她的手指无法使力，只能用手腕勾住扶手，盛国玉看在眼中十分的心痛，她忍不住伸手扶着江姐爬到上铺，从此之后，她就与江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渣滓洞原本只是一个重庆郊区的小煤窑，由陈尔昌在1920年开办，里面的煤矿质量很差，煤渣也很多，出煤量很少，因此大家都称之为渣滓洞。到了1943年，军统白公馆看守所被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里面的政治犯需要外迁，总务处长沈醉在重庆郊区寻找场地时看中了渣滓洞，由于位置偏僻，距白公馆只有四五华里，来往很方便等原因成为了另一个政治犯集中地。
渣滓洞这里有16间男牢房和2间女牢房，三面是无法攀岩的山崖，一面是山路，山路也并不是什么平坦的沥青路，而是羊肠小道，后来为了运煤扩展到一米多的碎石路，因此只要将四周用高墙和电网拦截，设置几个哨岗，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渣滓洞。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关闭，白公馆成为了看守所，渣滓洞在1946年废弃后，1947年12月因抓捕的人越来越多再次被起用，渣滓洞最多时关押了超过300名共产党员。
盛国玉刚进渣滓洞时，看守就对她们说，“我们有些看不到、听不到、做不到、想不到的事情，你们都要替我们做到，只要表现好，你们都有机会出去”。
1948年10月10日是渣滓洞管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日子，在此之前，渣滓洞管理十分的宽松，各个牢房同时开放，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地交流，平常放风10分钟，常常可以延长到15分钟或者20分钟，渣滓洞里面有篮球架，狱友们可以打篮球，亲属们可以探监，甚至可以保释，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小卖部、图书馆，用内部券还可以买到很多的生活用品。
可是到了1948年10月10日，随着内战局势的加剧，形势越发的紧张。国民党看守所二处处长徐远举接到上级要求，开始对政治犯严刑逼供。
而解放军此时已经攻破了长江天堑，开始了解放华南的行动，国民党的势力在逐渐削弱，共产党势力逐渐高涨，渣滓洞的狱友们心中也充满了万丈豪情，似乎看到了被解救的曙光，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接下来开始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屠杀行动。
1949年9月开始，国民党将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员、政治犯全部处决，其中还有著名的抗日将领杨虎城。
蒋介石说“当年我们势力那么大，他（杨虎城）都不愿意听我们的，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境地，他难道还会跟我们一条心吗？这种人必须杀掉，我们之前之所以会失败，主要就是杀的人太少，把很多反对我们的人留下来，最后搞垮了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9月，杨虎城和宋绮云两家6口人被秘密处决，10月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秘密处决，到了11月14日，江姐、李青林等人以“转移到其他地方”为借口，也被押送到了电台岚垭，当时江姐心中已经有了预感，她平静地换上了整理好的衣物，围了一条围巾，然后向盛国玉要了一面镜子，用手梳了一下自己的头发，然后向狱中的狱友们一一道别。
不久后，“哒哒哒”的密集枪声响起，血腥味儿弥漫在整个渣滓洞牢房，而这只是大屠杀的开始。
几天之后，毛人凤飞抵重庆，再次下达蒋介石对处决犯人的要求。当时解放军已经突破了重庆白马山防线，先头部队离重庆不到50公里。
1949年11月19日，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妇委书记胡其芬曾写过一封信，信中记载“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的归来给我们带来了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这其实是一封求救信，也是狱中共产党员向地下党组织进行的最后求救，信中所提到的蓝先生就是渣滓洞看守黄茂才，他是中共策反的人员，偷偷将信带给了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又将其交给了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当时已经是11月21日。
刘康当时只有23岁，他看完信后心急如焚，赶紧四处筹措经费，准备进行武装劫狱，当时他找到了两名已经准备起义的国民党师长，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要放开大路，让解放军通过，第二是保护城市安全，不能让敌人随便破坏，第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馆，救出革命者。
但是这两名师长同意了前两条，唯独第三条内容两人坚决不肯同意，因为守卫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他们都是现代化武装，实力很强，不容易轻易攻克。
没有办法的刘康在11月27日和同志们研究了各方面情况，但是却因为很多事情没有落实好，所以没有执行营救情况，当他下半夜起来上厕所时，突然发现歌乐山附近已经红了半边天，他连忙跺脚喊道“坏了，糟了”。这封求救信直到1955年才交给组织，上面还有先烈们最后的嘱托。
当天晚上，渣滓洞的共产党员们吃完了晚饭，接到了特务们的命令“女的全部到楼下八室集中”，女牢当时的门全部打开，驱赶到楼下第八室，期间盛国玉穿过了小院儿，被集中押送过去，而男牢的同志主要被集中在了楼下的1~7室内。
这一行动来得太过迅猛，以至于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女牢的同志进入房间之后，门立马被扣死，从窗外开始了密集的扫射。
听到机枪声同志们并没有害怕，反而大声呼喊道“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随着倒下的同志越来越多，最后喊声越来越微弱，只能听到“共产党万岁”的呼声。
左绍英和彭灿壁当时在狱中出生的两个孩子，一个不到一岁，一个只有7个月，两人为了保护年幼的生命，用血肉之躯挡在了他们前面，可特务们没有放过这两个弱小的生命，他们在门前高呼：“斩草除根”，随后进来将尸体翻开，对着孩子一阵扫射，孩子立刻没有了哭声。
此时的盛国玉和罗娟华正站在牢房靠窗的位置，枪声响时两人同时倒地，子弹不断地打在墙壁上，室内硝烟弥漫，墙皮脱落。
为了不留活口，特务们除了开枪扫射外，还特意进来进行了一轮补射，发现没死的直接照着脑袋就是一枪，但盛国玉十分地幸运，特务们以为她死了，拿枪托击打她的腹部，却没有反应，特务们以为她已经死掉，转头离开。
除了盛国玉，当时还有胡芳玉活着，胡芳玉将盛国玉当成了张景芳，呼喊道“张大，张大赶紧走”。盛国玉只能顺势从窗户跳到了院坝上，此时的特务们将汽油灌进了牢房，熊熊大火燃烧起来，整个渣滓洞成为了一个硝烟弥漫的火场。
盛国玉跳进院坝之后听不到枪声，感觉到十分的害怕，她并不知道放完火之后的特务们已经撤离，于是她跑进了距离八室最近的男厕所，一头跳进了尿池之中。
当时躲在尿池中的还有几名男同志，盛国玉就是这样在恍惚中昏迷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渣滓洞冲天的火势吸引了附近兵工厂的家属，他们在尿池中发现了昏迷的盛国玉，于是将她解救了出来，此时的盛国玉发着高烧。
这些家属心地十分善良，因为兵工厂其实也是属于特务的管控范围，他们将盛国玉解救后，立刻给盛国玉换下了囚服，把她打扮成正常的女人模样，还把囚服埋藏在了树下的坑里，将盛国玉送出了警戒区。
当时盛国玉举目无亲。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她在山上又乱跑了两天，晚上和出逃的群众一起露宿在山上，直到两天后重庆解放，盛国玉才终于向磁器口出发，寻找部队。
由于几天没有吃东西，盛国玉身体极度虚弱，再加上发烧体力难支，但盛国玉很幸运，她碰到了一群宣传队队员，这些队员将盛国玉接到了学校居住，然后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将他送到了高滩岩医院。
就这样，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后，盛国玉才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活了下来。
1949年12月，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宫馆，当时战士们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当革命烈士惨遭屠杀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中共中央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殓遗体，清理遗物。
12月14日，在电台岚垭挖出了29具尸体，全部腐烂。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烈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他们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条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行脱掉，第2天还有人看到特务们把这些西装、毛衣等物品弄到瓷器口摆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大家一共发现了332具尸体。人们选用了全城最好的棺木，将烈士遗体集中到了歌乐山下，用两斤酒精进行消毒，一丈白绫裹尸，在那段极度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竭尽全力用简单的方式收敛遗体，歌乐山下从此多了一个巨大的坟墓，三百余位烈士长眠于此。
1949年，11.27大屠杀受难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在渣滓洞一共存活了15人，而盛国玉是唯一存活的女幸存者，当她回到家后。由于受到折磨太过严重，医生建议盛国玉别再要孩子了，但盛国玉很想和余梓成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于是在35岁时怀孕，可惜盛国玉生下的孩子没有满月就夭折了，两年之后盛国玉再次怀孕，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终于得偿所愿，成为了一个母亲。
盛国玉脱险之后，她还曾打听杨汉秀的情况，直到1980年歌乐山烈士陵园，通知盛国玉去重庆参加杨汉秀烈士的骨灰安葬仪式时，他才知道杨汉秀的全部情况，杨汉秀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在万县杨森总部认识了朱德，杨汉秀叫他朱伯伯，杨汉秀经常听到朱德和杨森争论，这种家国情怀感染了杨汉秀。在朱老总的建议下杨汉秀在延安女大和鲁艺美术系学习，之后杨汉秀还曾随周恩来飞往重庆，开始了地下工作。
在11.27大屠杀之前，杨汉秀被释放，但其后很快被军统逮捕，鉴于他是杨森的侄女，当时的抓捕人员私自决定，用一辆汽车将杨汉秀拉到了郊外，在汽车上将杨汉秀用一根绳子勒死，然后就地掩埋，杨汉秀蒙着脸坐在轿车内。就这样被特务活活地勒死了，她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盛国玉解救后一直想要加入到党组织，但是由于各种的原因，始终未能如愿，1973年余梓成病重时，他叮嘱盛国玉，“我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加入到党组织的行列中，继续我的工作”，余梓成去世后，入党成为了盛国玉心中唯一的愿望。
1996年，当盛国玉70岁生日时，党组织特批她入党，盛国玉喜极而泣，她终于完成了一生最大的夙愿。
盛国玉的女儿曾说“母亲晚年的生活与身体很不好，各个关节不停地疼痛，十分怕冷，政府十分关心她，安排她住院接受治疗，这是母亲的幸运。”
如今的渣滓洞依然保留着原样，当年的烈士们很多曾有机会逃脱，但他们拒不向国民党低头，由此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尽管解放曾离他们如此的近，他们却没有机会看到新中国升起的曙光，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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